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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,省访调对接人民调解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省访调委”)主任梁雨润再次回访一起四级伤残工伤赔偿纠纷的当事人魏某一家。这起纠纷的化解,要从2024年3月的那通电话说起。
“魏大姐,我是省访调委的梁雨润。您的案子我看了,咱们见个面谈谈行吗?”
“您……真的管我这个事?”
“管。您什么时候方便?”
电话拨通时,这位66岁的农村妇女已经独自为儿子的事情奔走了将近4年。她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人是什么来头,更没想到,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,会用3个字改变她和儿子的后半生——“管到底”。
梁雨润,省访调委主任。曾任运城市纪委副书记、省信访局副局长,2003年当选央视“感动中国”十大年度人物,被群众称为“百姓书记”。退休后投身人民调解,擅长重大疑难纠纷“背对背”调解。本案中,他坚持“依法管到底”,既算法律账,也算民生账。
四年奔走 一朝破冰
2020年,某厂发生爆炸。清洁工董某重伤:颅脑开裂、骨盆粉碎,心智退回孩童,被鉴定为四级伤残,那一年他39岁。
4年后,董某的母亲魏某坐在省访调委调解室里,手里攥着一个磨破角的档案袋——儿子的病历、诊断证明、伤残鉴定。4年了,这个档案袋像长在她手上一样,走哪儿带哪儿。
某厂初步核算的赔偿数额是104万元。魏某算的是369万元。她说她不懂法,只知道护工费一年7.2万元,十年就是72万元,剩下30多万元够干什么?更别说她要照顾的是儿子的一辈子。她对梁雨润说:“我就知道,我儿子下半辈子没法自己活着。”
2024年4月15日,第一场调解会。长桌两边坐了11个人,魏某说完369万元的诉求,厂方代表语气平和但寸步不让。
调解员董宁翻开笔记本,两头分析,发现厂方初步核算未充分区分工伤保险待遇项目,生活护理费、交通食宿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存在漏算、低算情况;魏某这边有些费用缺乏法律依据,要高了。听了董宁的话,双方都没再吭声,没有争吵,没有拍桌子,也没有达成协议。会后,梁雨润送魏某出门,在她耳边轻轻说了一句:“魏大姐,您放心,这个事我管到底。”
魏某抬头看了他一眼,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依法核算 190万元落地
此后是梁雨润最擅长的“背对背”工作,把双方分开谈。他给调解员立了一条规矩:跟魏某谈,不能提“厂里也不容易”;跟厂方谈,不能提“魏某漫天要价”。“谈”就是共情,就是把脚穿进对方的鞋里走两步。
梁雨润找了魏某3次。第一次在城中村出租屋,第二次在医院走廊,第三次在调解室。每一次他都先问:“您身体怎么样?儿子这两天有没有好一点?老家的房子打算怎么修?”
魏某慢慢跟他说了很多,年轻时怎么种地、喂猪、拉扯3个孩子;一辈子没出过远门,要不是儿子出事都不知道省城长什么样;小儿子9岁跑出去后再没回来。“我们一家子,好像被老天爷咒了一样。”
梁雨润听着,不作评判。他知道,这些年没人认真听过魏某说话。听她说完,他才开口说道:“您要369万元,但有些费用法律上确实站不住脚……”
“我不懂法。”魏某打断他。“您说得对。”梁雨润没有反驳,“所以咱们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,给儿子争取最大的保障。您信我吗?”
魏某沉默了几秒,点了头。
“那您往下降一降,我去跟企业再谈。”
另一边,梁雨润带着调解员董宁找了厂方3趟,逐条推敲104万元的核算依据。梁雨润知道,依法核算是关键。他发现生活护理费标准低了,交通费和伙食补助费没有足额计算。某厂重新核算后148万元。梁雨润说不够,让他们再去咨询政策。第二次核算出来,190万元。梁雨润知道,这已是厂方能够给出的极限。但魏某那边刚降到200万元,还差10万元。他对魏某说:“差10万元,僵持下去可能要拖到明年。儿子等得起吗?您的身体等得起吗?”随后,梁雨润拨通了魏某弟弟的电话说:“你姐最听你的话,帮我劝劝她。”
魏某弟弟后来跟梁雨润说了一段话,梁雨润一直记得:“我姐要的不是钱,是一个保障。钱只是那个保障的壳。壳敲碎了,里面是空的。她需要有人把壳填满。”
2024年8月28日,第二场调解会。人少了,气氛更紧。
魏某弟弟开口说道:“我姐姐这4年怎么过来的,我最清楚,人瘦了15公斤,血压高到医生让她住院,她都不肯,就因为住院了没人照顾儿子。190万元,我们接受。但我有一个请求,一次性到账,不能分期。”
厂方沉默了一会儿:“190万元,我们同意。一次性到账,我们争取走最快流程。”
魏某愣住了。她转头看弟弟,弟弟点头;又转头看梁雨润,梁雨润也点头。“签吧。”梁雨润说。
魏某拿起笔,手抖得厉害,笔尖在纸面划了好几道才写下歪歪扭扭的名字。她一辈子没怎么写过字,连自己的名字都是嫁人后跟着丈夫学的。这一刻,她签下的是190万元,也是儿子后半生最坚实的保障。会议室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。梁雨润站起来,握住魏某的手:“魏大姐,事情定了。钱一到账,我们安排送您和儿子回家。”
魏某哭了。4年了,她第一次在人前痛痛快快地哭出来。
协议之外 帮扶到底
2024年10月23日,霜降。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梁雨润执意要亲自送董某回家。早晨7时,太原的天灰蒙蒙的。从16楼病房到一楼救护车上,董某躺在担架上,眼睛半睁着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也不知道要去哪儿。但看见魏某的脸时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,那是他最接近“笑”的表情。
从太原到董某的老家,路程有200余公里。4个小时后,车停在村口。魏某站在堂屋里有些恍惚,4年了,她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,外墙刷了新涂料,屋顶换了新瓦,门口新接了自来水管。
调解协议签完、赔偿款到账,很多人以为调解工作已经完成。但对梁雨润来说,协议之外,帮扶才刚刚开始。他2次召集当地干部商讨善后:房子要修,通水供暖要搞,残疾人证要办,补助要申领,低保要落实。
他要让魏某一家“体面地回去”,住进能遮风挡雨的家,过上有人管、有保障的日子。协议之外的帮扶,梁雨润一件都没有落下。
2025年初,为方便带儿子做治疗,魏某和儿子回到太原,在医院附近租了间房,一年1万元。今年5月,梁雨润去了出租屋。天暖了,董某坐在靠窗的轮椅上,阳光照在他脸上。令人欣喜的是,他认出了梁雨润。
魏某老了许多,她和弟弟商量着用针灸帮儿子康复。梁雨润说,他去帮忙打听哪家医院针灸康复更专业;要是他们自己找到了诊所,也告诉他,他帮忙对接正规康复资源,请大夫认真诊治。
送梁雨润出小区时,魏某弟弟提了一句自己被长沙一家企业拖欠工程款的事,官司胜诉了,执行却不乐观。梁雨润斩钉截铁地说道:“如果执行有困难,我帮你对接当地法院执行部门和调解组织,依法推动。”
点评〉〉〉
山西省调解专家库成员任刚军:本案是重大工伤赔偿纠纷调解的典范之作,展现了“法、理、情”有机统一的调解智慧与制度优势。其一,调解员精准把握法律边界,通过逐项核查发现企业核算漏项,将赔偿额从104万元提升至190万元,既维护了法律严肃性,又最大限度保障了受害人权益,彰显了人民调解的专业性。其二,梁雨润运用“背对背”调解法,以“共情”消解对抗,在长达5个月的拉锯中始终把握“不压缩情绪、只压缩分歧”的原则,双方差距从265万元逐步缩小,最终以190万元达成合意,充分体现了人民调解在化解复杂矛盾纠纷中的独特制度优势。其三,尤为可贵的是,调解并未止于协议签署,而是延伸至住房修缮、通水供暖、残疾补助、低保落实等善后安置环节,真正实现了“案结事了人和”。梁雨润以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感,将一个破碎的家庭从绝境中托举起来,证明了高水平的人民调解不仅需要法律专业能力,还需要调解员做群众的“贴心人”和“撑伞人”。本案是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在调解实践中的生动诠释,也为同类重大侵权纠纷的调解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“样板间”经验。
山西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邢晓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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