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年前，山西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常伟作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：报名参加司法部“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划”，远赴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。那是平均海拔4000米、全县没有一家律所的高原小城。

做律师几年，常伟和身边同行聊得最多的一个词是“困惑”。案源少、收费透明、竞争激烈，他们这批青年律师，似乎卡在了不上不下的位置。带着这份困惑，常伟踏上了去西部的路。

缺的不是案源是信任

去西部前，常伟对“公共法律服务”的理解，停留在“公益”“免费”的层面。直到在久治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坐班，他才真正看清这项事业的分量。截至2024年9月，全国已建成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，覆盖县、乡、村三级网络，60多万个村（社区）全部配备了法律顾问。场地有了，平台有了，政策有了，基层需求一直在，唯一缺的，就是下沉的专业律师。

常伟（右一）为群众解答法律问题

“这相当于国家为律师搭建了一个最稳定、最广阔的基层服务平台。”在常伟看来，很多青年律师抱怨“没案源”，其实缺的是信任。“在写字楼里建立信任，要靠人脉、资源、营销，这些恰恰是青年律师最缺的。”而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站，路径完全不同，不需要高昂的推广成本，公共法律服务站自带公信力。在久治县，因为是西部锻炼律师的缘故，牧民们愿意坐下来跟他聊，愿意把家事讲给他听。“这种信任，是在律所写字楼里替代不了的。”

每一次咨询、每一场调解、每一次普法，都是在积累真实的办案经验，也是在积累个人口碑。两年间，常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0多件，提供免费法律咨询200多次，代写法律文书70多份，参与调解案件6件，开展法治宣讲5场。“这些数字听起来不多，但每一个数字背后，都是一份真实的信任。”常伟坦言。

从“会办案”到“能解决问题”

说起这两年，常伟的语气很平实：“如果是刚去的时候，我可能会说‘锻炼了意志’‘开阔了眼界’之类的话。但两年真的待下来，我想说的是，最大的收获，是让我从一个‘会办案的律师’变成了一个‘能解决问题的律师’。”

在常伟看来，“会办案”是按程序走完；“能解决问题”则要考虑当地实情、当事人真实诉求、判决能否执行、会不会引发新的矛盾，“不能只讲法律，还得讲情理、讲风俗、讲实际效果。”

沟通不畅，他学会了把“法言法语”翻译成老百姓听得懂的比喻；资源匮乏，他学会了在帐篷里调解、在雪山脚下开庭；文化差异，他学会了在法律原则和乡土人情之间寻找平衡。

“律师这个职业，说到底是‘人’的职业。懂法条固然重要，但懂人、懂社会、懂如何与人打交道，可能更重要。这些东西，只有在基层才能真正学到。”谈起在西部锻炼的两年，常伟感触颇深。

下沉基层是一场“升维”

在常伟看来，基层法律服务对律师的要求反而更高，不能只专一门，得什么都懂一点；也不能只懂法律，还得懂政策、懂人情、懂基层治理。“你需要成为‘法治宣传员’‘矛盾调解员’‘民生服务员’和‘基层治理参谋’。”常伟总结。

在久治县，常伟被聘为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和检察机关法律顾问，参与了行政处罚听证、政府合同审查、村规民约修订等工作。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，律师不仅替人打官司，还是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和法治建设的推动者。

“下沉基层，是从‘法律工匠’向‘法治建设者’的升维。”常伟说。

在山西晋信律师事务所主任齐守伟看来，常伟这两年的成长，坐在办公室里是等不来的。常伟刚去时不太适应高原气候，冬天冷、条件苦，所里还担心他扛不住。可一年下来，他在那儿干得不错，当地也认可。第二年期满，常伟想再留一年，齐守伟没拦，反倒劝他：“一年时间有点短，好不容易适应了高原气候，就再干一年。”常伟今年回来后，所里专门开了个迎接会，听他讲在西部的亲身感受，几个年轻律师都安静地听着，若有所思。

“高原的风雪淬炼了我的坚韧，牧民的笑脸滋养了我的初心，基层的实践开阔了我的视野。”他说，这段经历不是职业生涯中的一段“插曲”，而是职业认知的一次“重构”。“它让我明白，律师这个职业，从来不是越往上走越有价值。有时候，往下走、往深里扎，反而能找到更广阔的天地。”

两年的收获，不是一句“锻炼了意志”能概括的。采访中记者了解到，常伟又作出了新的选择，他已申请由司法部、共青团中央发起的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，准备再次奔赴西部、扎根基层。

“深耕基层，向下扎根，才是我们向上生长的底气！”常伟语气笃定地说道。

山西法治报全媒体记者　邢晓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