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逢教师节。

       有些老师站在讲台上，以一门课程开启学生的知识之窗；有些老师离开讲台以后，仍以不倦的教诲，为后来者照亮更长远的道路。陈晋胜教授正是这样一位师者。正式退休后，他没有把老师二字留在过去，而是继续关心青年学子的求学与成长，在一次次促膝长谈和一页页书稿批注中，延续着传道授业的责任。

       我与先生相识时，他已经退休，我还是法学院一名本科学生。虽已不再承担常规教学任务，先生对青年学生的学术指导却未曾停歇。从论文构思到专著修改，从治学方法到人生规划，先生总是耐心指点、循循善诱，为我们上着一堂始终没有结束的学术启蒙课。

       如今我已本科毕业，即将踏上研究生求学的新征程，再回望先生过往求学问道与教书育人的经历，愈发懂得何为恒心、师道与法律人的担当。

      《论语》有言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”对先生的敬重，不仅源于他著作等身、躬耕法治的成就，更源于他对后学始终如一的关切。良师不仅传授知识，更在青年人徘徊于门外时指出门径，在青年人有所畏难时，鼓励他们向更深处走去。

一、桑榆未晚，师道长明

        按照通常的理解，退休意味着结束繁重的教学任务，暂别讲台与书案，终于可以放慢脚步、安享闲暇。但先生似乎并未真正从“老师”这个身份中退休。只要青年学生愿意求教，他依然愿意打开书本，倾听那些尚显稚嫩的想法；只要看到学生有一分向学之心，他便愿意以十分的耐心加以呵护。

        先生指导学生，首先重在启发问题意识。面对初学者搜集来的文章和材料，他不会把现成答案直接交出，而是从最根本处发问：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？既有研究已经走到哪里？文章究竟要回答什么？材料如何围绕问题展开，观点又凭什么成立？在这些看似朴素的追问中，纷乱的想法得以逐一厘清，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渐渐显现。先生所教的，不只是怎样写成一篇论文，更是怎样进入学术、理解学术。

       指导学术专著时，先生又从更开阔处着眼。他深知，从论文到专著绝不是简单地拉长篇幅，而要使章节彼此照应，让整部著作形成清楚、严密而自洽的结构。初拟纲目时，他从全书的“高层建筑”审视，指出哪些问题应当统摄全篇，哪些内容虽显新颖却偏离主线；进入具体写作后，他又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追问、指正，提醒避免概念悬空、论证跳跃和材料堆叠。正如我在专著后记中所写，先生从初建纲目时的切中要害，到具体内容与形式上的细致指导，帮我逐步理清写作的思路与方法。

       先生尤其看重青年人的恒心。他不因求教者还是本科生，便轻看一个尚未成熟的想法；也不因文字稚嫩，便只作不着边际的鼓励。他既愿意直指问题，也愿意陪着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严格之中有温度，鼓励之中有要求，正是先生育人的方式。经师教人以知识，人师示人以道路；先生所做的，是在讲授写作之法的同时，让后学懂得应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学问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    《礼记》有言：“善歌者使人继其声，善教者使人继其志。”先生给予学生的，不只是一次次修改意见，更是继续读书、不断求索的志向。

二、躬耕乡野，弦歌初起

      先生之所以珍视青年人的恒心，或许因为他自己正是凭借恒心，一步步从乡野走向大学、从哲学走向法学的。

      1957年，陈晋胜教授出生于山西运城市夏县。青年时期，他经历过并不平坦的求学道路。1974年高中毕业后，他回乡务农，在春播夏耘、秋收冬藏的劳作中经受磨炼。那时的生活远离今日安静明亮的书斋，但他并没有放下对知识与文字的追求。为了帮助村干部写好发言稿、办好宣传栏，他反复翻阅甚至背诵字词典，积累语料、揣摩表达；白日参加劳动，夜晚伏案写作。后来那些逻辑严整、纵横捭阖的学术文字，其最初的根基，或许就深埋在那段质朴艰辛的乡村岁月里。

       艰苦的生活没有消磨他的志气，反而使他更加懂得机会的珍贵。1979年，几经周折，他终于走进山西大学， 圆了大学梦。“政治系入学、哲学系毕业、法律系工作”，这是先生在鼓励我们求学时经常提起的来时路 。看似跨越了不同学科，实则贯穿着同一种精神：不把已经拥有的知识视为边界，不把暂时所处的位置视为终点。

        1983年毕业留校后，先生先从学生工作做起 。面对外界关于他“上不了课才做行政”的议论，他没有以言语争辩，而是主动承担课程任务。为了把课讲好，他不断进修，从行政管理到公共关系，从心理学到法学，不断扩充知识疆域。后来调入法律系，他又将多学科积累带入法学研究。因此先生曾说，研究法律问题，他是站在外面看里面，不能把学问做窄，不把法律问题封闭在单一的法条概念之中。

        先生从乡村走来，熟悉基层社会的真实情形；从哲学走来，重视概念背后的思想来源；又从行政管理走来，关切制度如何建构运行。诚如他常告诫学生的：“人生在不断放过自己的过程中会慢慢走下坡路，在不断与自己较劲的过程中会慢慢走上坡路。”陈老师人生早期看似曲折的道路，实则最终都成为其治学研究的滋养。

三、跨越学疆，问法求真

       1994年3月8日，是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分水岭。从那一天起 ，他离开思辨的哲学王国，迈入充满现实关切的法学殿堂，并把多年积累带到新的学术领域。

       调入法律系后，先生曾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进修警察法学，又到公安部有关研究机构访学。回校后，他在全国高校中较早开设《警察法学》本科课程，并持续耕耘，《警察执法论》《警察法学概论》等成果也相继问世。其中先生的潜心力作《警察法学概论》更是被列为教育部“面向21世纪法学主干课程教材”，获得了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 。陈老师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位“公安行政法”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，并破格晋升教授职称。

       然而，先生的研究从来不止于书斋。他始终把国家所需、社会所急、人民所盼作为选题的重要来源。面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，他较早关注群体性事件及其法治治理，主持相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，出版《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》；面对“三农”与乡村发展问题，他又将目光投向惠农政策、新农村建设与法治一体化。在他笔下，论文与专著并非脱离现实的文字城堡，而是理解现实、回应现实、推动现实向善的方式。

       先生曾把法律比作万花筒：只有尽力摇动，才能看见其中无穷奥妙。诚如先生所理解的“法之美”，不只在概念体系的严谨和法条结构的整饬中，更在法律对现实的回应中，在公平正义由纸面走向人心的过程中。法律有规则与理性之美，也有人情与担当之美。

       此外，先生不仅是一位潜心著述的学者，更是一位走入社会的法律人。他参与过数次立法咨询，并开展多次法治宣讲，将复杂晦涩的法律条文转化为普通人听得懂、用得上的语言。教法、学法、研法、用法，在他身上成为以“法”为中心相互贯通的一生事业。

四、珞珈圆梦，壮心未已

       如果说先生早年的经历让我看到恒心的力量，那么他在人近天命之际赴武汉大学攻读法学博士的选择，则让我真正理解了何为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 ”。

       在其博论《行政事实行为研究》的《圆梦》后记中，先生没有把自己的博士经历写成一个一路顺遂、功到自然成的故事。相反，他写圆梦的快乐，也写圆梦的酸楚；写获得博士学位的欣喜，也坦言自己的迷惘。他那时已经出版了有影响的教材 ，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，任教授多年，还兼任律师、仲裁员。于常人看来，事业已颇有成就，似乎无需再向自己证明什么。然而先生却感到，心中仍有一股力量没有充分释放，仍有一种求索的激情“喷薄欲出，按捺不住”。

      真正的求学，正是始于这种对自我不满足的清醒。2005年，几近天命之年的先生赴武汉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。对一个已承担教学、科研和社会工作的中年学者而言，重回课堂并不轻松，外语、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都要接受新的检验。然而先生把武大三年视为自己“强弩之末的加油站”。名师的教诲和同门的切磋，使他再次获得了前行的力量。

      先生在后记中写道，追求不是昂首炫耀，而是“一种低伏姿态的前行”、是“寻找一种心灵的启示”。这句话格外打动我。真正有分量的学问，常常不是能够在喧哗中轻易得来的，是要在低伏处一点点积累，在疑问中反复求证，在不断自我否定之后重整再出发。先生以一位教授的身份再次成为学生，或许正是在这种身份转换中，体会到老师善待学生的智慧与谦和，也重新认识了“教”与“学”的关系。

       三年寒窗之后，先生完成博士学业，博士论文《行政事实行为研究》出版，并获得应松年、姜明安等学界前辈的肯定 。但比一纸学位和一部著作更值得珍视的，是他在圆梦过程中获得的精神成长 。他没有把博士当作装点履历的桂冠，而是把这段经历视为补充学问、校正方向并重新出发的契机。

       先生的《圆梦》告诉我：求学从来没有绝对的迟暮。一个已有成绩的学者，仍敢承认迷惘，坦言醒悟得不算早，这是真诚；在人近天命时仍愿放下既有身份、转头从新学习，更是勇气！只要心中尚有激情、脚下仍愿前行，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新的起点。

五、以己来路，启迪后生

       先生的求博经历，也成为他劝勉青年学生的一面镜子 。他常用“金砖、铁砖、瓷砖”作比本科生、研究生与博士生，并不是用学历衡量人的高低，而是鼓励青年人在最适合学习的年纪，把知识基础打牢，把独立思考、深入研究和持续学习的本领练得更强。

       在多次线下交流中，先生也向我讲起“人生充电”的比喻 。他说，人生就像手机，第一次充电的时间要充足；而作为人生的充电，学习也应尽量由学士到硕士、再由硕士到博士。充得足一些，人生的待机时间才能更长，个人的价值也才能在漫长岁月中得到更充分的实现。

        首次听到这番话时，我只觉得比喻生动，很容易记住。随着本科毕业、研究生生活临近，我才逐渐读懂其中更深的含义。先生所说的充足电，并不是一味追逐学历，也不是把求学当作换取名利的筹码，而是提醒我们：青年时期形成的知识储备、思维方式和治学习惯，会长久地影响一个人看待世界、处理问题的能力。学位有完成的一天，学习却没有真正的终点；所谓待机时间，也正是一个人在时代变化中不断更新自己、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。

       先生曾在后记中坦言，自己考博太晚，是因为早年缺乏高人指点，所以不希望学生再步其后尘。先生当年在人近天命之际追逐博士梦，今日又劝我在青春尚早时把人生的“电”充足。他不是要我们复制他的道路 ，而是把走过弯路后得到的领悟提前交给后辈。他曾经期待一位指路人，如今，他自己成为了我们青年学生的指路人。

       在论文写作和专著写作中，先生教我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，不能把一时灵感误当成成熟观点，也不能读过几篇文章便急于下结论。学术研究有时像长途跋涉：选题只是找到入口，搜集材料只是备妥行囊，真正艰难的是辨析观点、建立论证，并在一次次修改中接近问题的本质。先生看中后辈的恒心，也正因如此，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他常提醒学生，想问题不能只想能不能写，更要想为什么值得写；做研究不能只求完成，更应追求扎实。

       这些教导使我明白，良师不是替你走路的人，而是在关键处让你看清道路，又相信你能够走下去的人。先生不能代学生完成文章，却教会我们发现问题；不能替学生决定人生，却以自己走过的路告诉我们，青年人应珍惜时间、志存高远 。幸得其指引，我们逐渐学会了敬畏论证，耐心修改，也开始认真思考未来的学术道路。

        如今，我已从本科阶段走向研究生阶段。每当面对庞杂的文献、艰难的写作和暂时看不见结果的积累，我都会想起先生的叮咛：把电充足一些。这提醒我不急于在短时间内证明自己，而要沉下心读书、认真打磨研究能力，在持续学习中延长人生的续航。

六、桑榆生辉，法泽三晋

       2023年9月之后，先生不再承担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常规教学任务，但脚步并未停下 。他仍关注青年教师和法科学子的成长，参与地方立法咨询、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，通过讲座、论证与公益普法，将法治的种子播撒到更广阔的社会田野。先生从哲学王国走进法学殿堂，又从法学殿堂走向社会田园。他参与法治规划与重大问题论证，倡导“宪法记心中，法律进万家”，努力让法律知识走近基层、走近群众 。对他而言，法律不仅要被写进论文，也要进入制度；不仅要在课堂上被讲授，也要在生活中被理解和践行。

       先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身份，但在我心中，最亲切也最有分量的，仍是老师二字 。其他身份记录着专业成就，老师却联结着一个个具体的学生，连接着知识、人格与理想的传递。

       退休改变的是岗位状态，并没有改变先生对老师二字的理解。讲台可以告别，育人却没有下课；职务可以卸下，法律人的责任却仍在延续 。对后辈一次次不计时的指导，正是这种精神最真切的注脚。只要后学有心，他便愿意倾囊相授；只要法治事业仍需耕耘，他便愿意贡献学识与经验。

      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 。”过去读这两句诗，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晚景壮阔；认识先生以后，我才明白，羲和之美并不只在霞光绚烂，更在于它仍能温暖后来赶路的人。先生今日所做的，正是以自己数十年的学养和阅历，为青年学子照亮前进的路。

七、一灯相续，师道绵长

       师恩如何衡量？或许不在于多少赞美和鲜花，而在于学生多年后面对人生选择时，仍会想起老师的话；在于老师播下的种子，终于在学生心中生根，长成自己的模样。

       与先生相识几年，我从一个对学术研究只有朦胧兴趣的本科生，走到了研究生学习的新起点。论文中的一处处结构、书稿中的一段段论证、交流中的一句句提醒，汇成后学求学道路上不可替代的力量。先生教给我的，不只是如何作文，更是如何为学。

     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先生从乡野走来，在不同学科之间跋涉，在近天命之年重返课堂，又在退休之后继续扶掖后学。他以自身经历告诉我，学问没有捷径，却永远向真正有恒心的人敞开；人生未必每一步都顺遂，但只要志向未改，迟一些同样可以抵达梦想的彼岸。

      于我而言，感念师恩最好的方式，不只是写下这些文字，而是把先生教给我的治学之道践行下去。在新的求学阶段，我愿常怀恒心、耐住寂寞、认真求索，把人生的“电”充得更足一些；也愿在未来有能力时，将自己曾经得到的耐心、信任与指引，传递给更多后来者。

       灯火未央，弦歌不辍。先生虽已离开讲台，师者的灯火却明亮；而我们这些受其教诲的学生，也会带着这束光，走向远方。

        值此第四十二个教师节来临之际，谨以此文敬献吾师陈晋胜教授。愿先生身体康健，心有所乐，行有所成；愿先生毕生所守的法治理想薪火相传，育人事业桃李芬芳；愿我辈青年学子不负教诲、不负韶华，以求真之心问学，以笃行之志致远！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通讯员   赵卓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