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法官，我们是外地的，现在还在应县的宾馆住着等对方消息，麻烦协助再调解一下。”

　　“法官，周末还得再找你呢。”

　　“感谢您的支持，这边都处理好了，总共203.84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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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翻开当事人发来的一条条微信，当时办理案件的一幕幕画面，闪现在应县人民法院法官霍卫东的眼前。

　　2022年10月，原告与安徽某网络物流平台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，安徽某网络物流平台随后又与6名被告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。6名被告接单后将运输标的物煤运输到应县时，因目的地、应县两地疫情防控，所有车辆被迫停在应县等待。11月初，应县交通恢复，被告要求原告赶紧解决货物运输事宜，但此时，运输目的地尚处在封控中。11月6日，原告得知6名被告擅自将6车煤卸在应县后，诉到应县法院要求6名被告返还原物。6名被告辩称，煤在车上放了半个多月无法卸货产生司机工资、场地费、看管费等停运损失18万余元，货物返还可以，但原告要承担损失。

　　在审理该案时，承办法官霍卫东发现，被告不是原告的合同相对人，且原告与安徽某网络物流平台约定有仲裁条款，需要在深圳先进行仲裁。同时，安徽某网络物流平台与6名被告的运输合同中同样约定有仲裁条款。原告主张的返还原物之诉，是指权利人对无权占有人主张返还原物的一种请求权。该案中，6名被告基于同安徽某网络物流平台签定的货物运输合同，对运输标的物具有合法占有的权利，因不可抗力的原因，为防止损失的扩大对货物进行了提存。如果以返还原物的法律规定进行判决，要考虑此案的原物非特定物，且是一种合同之债而非侵权之债，案件又回到基础法律关系中的裁判两难境地。

　　基于上述事实，霍卫东认为，调解是实质解决本案纠纷、化解矛盾的最优选项。因部分当事人在外地，离应县比较远，开庭后霍卫东分别多次通过电话、微信了解原告的诉求和被告的合理抗辩理由，找寻双方可能调解成功的契合点，并前往煤的存放处勘查。实地勘查后，霍卫东了解到煤的存放场地密闭，除少量水分流失外，煤与原来存放时的重量和质量变化不大，只要原告能满足被告合理的损失，拉回煤的诉求就可以实现。

　　“法官，我们之间签了运输合同，200多吨煤拉走一年多了，请帮我要煤。”虽然提起了诉讼，但原告并未厘清自己与被告的法律关系，只一个劲儿地请求法官帮其要煤。

　　“你的急切心情我能理解，此案经过几次审理，事实是清楚的。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运输合同，你起诉的6名被告并非你与安徽某网络物流平台的合同相对人。不过既然你来了法院，我们一定尽力帮忙解决好问题……”霍卫东一边安抚原告，一边为其讲解案件中的法律关系。

　　刚开始，双方都有顾虑，多次调解协调不下。霍卫东一遍遍分别向原、被告释法明理，告知双方不能调解成功的诉讼成本和诉讼风险。最终，在霍卫东的努力下，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。协议约定，原告给付6名被告2万多元作为补偿，200多吨煤由原告拉走。

　　“如果不是您尽心尽力多次为我们的案子协调，我不会这么快拿回200多吨煤……”当拿到盖有法院印章的调解书后，原告激动地握住霍卫东的手不停表达着感谢。拿到补偿款的6名被告，也非常认可霍卫东对该案的处理方式。目前，该案的调解协议已全部自动履行完毕。

　　“当事人来法院，带来的不仅是案件，还有对人民法院的信任。法官不能机械地处理案件，应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最佳处理方式解决纠纷。”在霍卫东看来，把每一起纠纷处理到位，就是对当事人的需求关怀到位。只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案，久久为功解决群众难事，就能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。

山西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刘甜 通讯员 刘雪 孙志宏